一.过于骄纵的童年，给我的成长埋下了不良的种子 
　　 
　　1982年10月，我出生于皖南山区的一个小县城里。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五个姐姐。因为是独子，父母对我当然是疼爱有加，家里几个懂事的姐姐对我也是百般呵护，凡是我想要的，父母和姐姐们都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我。这使得我在童年时代就已经间接地养成了一种蛮横霸道，唯我独尊的不良性格。常常倚仗着自己在家里得宠的身份与地位，对街坊邻居的小孩极尽刁难欺侮之能事，到处惹是生非。四岁那年，当我用一只小号汽水瓶敲破邻居小朋友的额头之后，为人师表的父母才陡然意识到：再不对这个顽劣的孩子进行严格教育的话，迟早会给家庭与社会造成麻烦。于是忍痛将我送到乡下外婆的住处，一心指望艰苦的农村生活能磨平我身上的娇气与暴戾。 
　　父母的这种善意举措，让受宠和放任惯了的我认为：这是他们对我进行的一种恶毒惩罚。这使我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偏执而狭隘的反叛意识。陌生的农村生活给我带来很大的打击。相比那些更加顽皮的乡下孩子，我只有受欺负受打击的份儿，而年迈的外婆整天又忙于家务与农务，根本就没什么时间去处理我被其他小孩欺侮的事情。因此，我愈加憎恨起父母对我进行的流放政策。一年后，外婆将我送回到县城的家中。因为怨恨，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坚持不和父母姐姐们说话。 
　　上学后，我开始将胸中抑郁下的怨气撒向其他小同学，读书不用功，成绩平平不说，可调皮捣蛋、打架闹事却成了我的拿手好戏。当学校老师和其他学生的家长们找到我家门上时，我的父母开始为此大伤脑筋。处理掉学生家长和学校老师的状纸后，父母当然要对我进行一些口头或者手头上的教育，但我对此毫无认错意识。而我越是不服管教，我的父母便越是狠下心肠对我严格控制，并针对我的状况，制定了很多相应的防范措施。比如限制我的活动自由，限制我的作息时间。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发展到最后，恨铁不成钢的父亲甚至对我拳打脚踢。而性格已经偏于内向的我则对家庭和亲人更加地充满怨恨。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我的恶劣行为以及种种不同于常人的叛逆心理，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在家里郁郁不得宠，在学校里又早已经声名狼藉。同学当中，除了一些跟我臭味相投的害群之马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朋友。而各科老师则早已将我列为三不管对象。上课时有我没我根本引不起任何一位老师的反应。我就读学校的中学校长甚至有些无奈地这样对我说：“只要你不犯大的错误，不被街道派出所抓去败坏我们学校的声誉，我保证给你一张高中毕业证，哪怕你每门功课都是零蛋——但是，这可能吗？你就这样继续放纵下去的话，迟早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得到校长这样的评判与承诺，懵懵懂懂的我自以为是地笑了。我甚至以为这是一种多年以来自己和家庭、父母、同学、老师以及学校作不懈斗争的光荣胜利。然而没过半年，我就因为持械伤人、结伙斗殴被绳之以法。颇有远见的校长半年前对我的评判则成了一个可怕的谶语。我异常清晰地记得，那是1996年6月——离校长发高中毕业证书给我的时间最多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二.年少轻狂，遁入黑暗才是光明的开始 
　　 
　　被当地看守所羁押了整整半年之后，我因故意伤害罪，被神圣的法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押送到少管所，在一本花名册上签完我的名字后，少管所里的教官示意我可以使用他办公桌上的电话，他让我通知直系亲属，汇报我已经被当地干警平安送到这座少年犯监狱里。 
　　我用一生最难以言状的心情拨通一组号码。然后，在吱啦吱啦的电波声里，我听出了母亲的惊恐与哭泣。她一直梦想着我能一帆风顺地考上理想的大学，像我的几位姐姐们一样成为天之骄子。母亲说，如果是考上大学，哪怕我走的再远她也不会伤心难过。然后是父亲的声音，我听出他好像在小声地斥责着母亲。从小我就能够感受得出，我的父亲和我一样是个具有叛逆思维的男人，他的野心是要把我发配到电影里的大西北或者北大荒去。可惜他一生刚直，却毫无半点权势可弄。我拿着话筒，非常尴尬地感受着母亲的悲伤，我是她用血水酿造出来的一个物体啊，我怎么感觉不到她的悲伤呢？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只好尴尬地挂断电话，跟随着一名表情麻木的老犯人进入自己的监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