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床很镇静，每天看书听音乐，还给未来的孩子写信，画一些素描，枕头下已攒了厚厚一叠。我问她为何坚持要这个孩子，她的生育年龄偏大，又带病在身。
    她并不在意我唐突，笑了笑道：“孩子已经来了呀。我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她抚摸着向日葵，半晌方道：“如果不试一试，孩子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了。”我的心情颇为沉重，病房里出现死一般的寂静。正要离开，她轻声唤住我：“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万一生产时出了什么事，我先生一定会说保大人，可是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所以无论如何，孩子是第一位的。”我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这就是妈妈。
    要来的躲不过。那天夜里我值班，19床的手术已经安排就绪，是第二天上午，可是凌晨的时候，办公室的紧急信号灯忽然闪烁起来，发出刺耳的警铃，我猛地坐起来，一看牌号，“19床！”我一边招呼值班医生，一边飞速地奔向19床的病房。
    惨白的日光灯下，19床的面色也是惨白惨白的。打开被子一看，羊水已经破了，更要命的是，羊水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子宫内膜非正常脱落，子宫内出血了。
    19床第一次脸上出现了慌乱的神色。出血就意味着孩子遭受感染的可能成倍增加。原本胎盘可以屏蔽过滤艾滋病毒，但是生产中的出血以及分泌物通常使得婴儿也被感染HIV。
    她疼得额头上全是汗水，仍咬牙强忍住配合术前准备工作。夜间担架一时没来，她二话不说下了床迈开步子就走。我搀扶着她，看着混着血污的羊水沿着她孕妇裙下肿胀的双腿流下来。她不管不顾，反而越走越快，仿佛她走快一秒，孩子得生和不被感染的可能就增多一分。
    当她躺在手术台上时，羊水已呈污浊色。这意味着胎儿处于危险的缺氧状态。麻醉师给她实行了硬膜麻醉，我开始拿探针测试她的清醒程度。真要命，三分钟过去了，她依然清醒地睁着眼睛，说：“很疼。”麻醉师汗如雨下，这种对麻醉药没有反应的体质他还是头一次碰到，但是胎儿的状况已经绝对不允许再加大麻醉剂量了。
    她死死握住我的手，眼睛哀求地望着医生们，声音轻微而坚决：“救我孩子！快救我孩子！别管我！”一分钟后，19床手和脚腕被固定在产床上，麻醉师也预备好了针剂，主刀的李医生闭了闭眼睛，好似不忍心下手。这是我做护士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号称“妇产科王牌”的医生脸上，看到这样近乎绝望的神情。
    手术刀迅速地在19床的对麻醉不起反应的肚皮上划切下去，皮肤裂开，脂肪层、肌肉、黏膜、子宫……19床握住我的手骤然间收紧了，咬着毛巾的口腔里发出含混不清、低哑却绝对撕心裂肺的吼叫声，身体在产床上剧烈地颤抖着、痉挛地颤抖着……她的脸因疼痛而变形，我不忍目睹，眼泪成串地往下掉。那是一种怎样的疼痛！那是怎样的一种母爱！
    终于，胎儿终于被取出来，脐带绕着了颈部，因为缺氧，他的脸已经青紫。几分钟，她大汗淋漓的身体开始松弛。这时，在李医生有节奏的拍动下，婴儿吐出了口中的污物，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微弱但清晰的啼哭。即将昏睡过去的母亲似乎听到了这声音，努力地睁开眼睛朝孩子瞥了一眼，眼皮就沉甸甸地合上了。我为她解开固定的带子，才发现她的手腕和脚腕处都已经磨出了血。而我的手，也像骨头断裂了一样，剧烈地疼痛着。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一眼是19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那双恬静爱笑的眼睛合上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三天后，她就因为手术并发败血症，抗生素治疗无效，深度感染，永远离开了人间。
    所庆幸的是，那孩子HIV原体测试为阴性。我们的医疗个案多了一个成功例子，听说市里的报社和电视台都要来采访这个艾滋母亲成功分娩的健康婴儿。我在清扫那间病房时，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她留给孩子的信：有字，还有图，最上面一页画着一个大大的太阳，太阳下一双小小的手。她给孩子写道：“宝宝，生命就是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还会升起来。只是每天的太阳都会不同。”下面署着一个漂亮娟秀的名字——“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