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费云帆买了一个吉他，钱是他付的，他坚持要送我一样东西。他在乐器店试了很久的音，又弹了一曲美国的名歌，那吉他的声音琮琮，从他指端流泻出的音浪如水击石，如雨敲窗，说不出来有多动人。但是，他仍然摇摇头，不太满意的说：“只能勉强用用，反正你是初学，将来我把我那支吉他带给你用，那个的声音才好呢！”

    “我听起来每个吉他都差不多。”我老实的说。

    “等你学会了就不同了，首先你就要学习分辨吉他的音色与音质。”“你从什么地方学会的吉他？”我问。

    他笑笑，没说话。买完吉他，他开车带我到中山北路的一家餐厅里，我没注意那餐厅的名字，只注意到那餐厅的设计，那餐厅像一条船，缆绳，渔网，和油灯把它布置得如诗如梦，墙是用粗大的原木钉成的，上面插着火炬，挂着铁锚，充满了某种原始的、野性的气息。而在原始与野性以外，由于那柔和的灯光，那朦胧的气氛，和唱机中播的一支“雨点正打在我头上”的英文歌，把那餐厅的空气渲染得像个梦境。我四面环顾，忍不住深抽了一口气，说：“我从不知道台北有这样的餐厅。”

    “这家是新开的。”他笑笑说。

    有个经理模样的人，走来对费云帆低语了几句什么，就退开了。然后，侍者走了过来，恭敬而熟稔的和费云帆打招呼，显然，他是这儿的常客。费云帆看看我：“愿意尝试喝一点酒吗？为了庆祝你的胜利。”

    “我的胜利？”我迷惑的问，心里仍然摆脱不开楚濂和绿萍的影子，这句话对我像是一个讽刺。

    “瞧！你不是刚获得不考大学的权利吗？”

    真的。我微笑了，他对侍者低声吩咐了几句，然后，又看着我：“这儿是西餐，吃得来吗？”

    我点头。“要吃什么？”我点了一客“黑胡椒牛排”，他点了鱼和沙拉。侍者走开了。

    我不住的东张西望，费云帆只是若有所思的看着我，半晌，他才问：“喜欢这儿吗？”“是的，”我直视他。“你一定常来。”

    他点点头，笑笑。轻描淡写的说：“因为我是这儿的老板。”

    我惊跳，瞪着他。“怎的？”他笑着问：“很希奇吗？”

    我不信任的张大了眼睛。他对我微笑，耸了耸肩：“像你说的，我不是龙，也不是凤，我只是个平凡的商人。”

    “我——我真不相信，”我讷讷的说：“我以为——你是刚从欧洲回来的。”“我确实刚从欧洲回来，就为了这家餐馆，”他说，“我在罗马也有一家餐厅，在旧金山还有一间。”

    “噢，”我重新打量他，像看一个怪物。“我真没有办法把你和餐厅联想在一起。”

    “这破坏了你对我的估价吗？”他锐利的望着我。

    我在他的眼光下无法遁形，我也不想遁形。

    “是的，”我老实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艺术家，或音乐家。”他又微笑了。“艺术家和音乐家就比餐馆老板来得清高吗？”他问。盯着我。“我——”我困惑的说：“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