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年,复读班初五就开了学 。我决定去见他一次。本来想放了假回到家马上就去找她。可是心里也很矛盾,不知道再去还有什么意义。所以一拖再拖,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去。我对自己说,只是见她一面,为什么不能去。我把车子放在她教室所在教学楼的下面,进了走廊,看着教室门上面的塑金牌子,一路数过去,十七班,十八班,十九班。
十九班。
我让人进去帮我把她叫出来。
门开了,她走出来,看见我,又朝前走了一步,笑,我也笑。两个人,劫后余生般的笑容。
又瘦了。我说。心疼的说,却不敢说出心疼的语调,只是让嘴角漾起一种老朋友样责怪的笑容。
想进去坐吗?她没接我的话,径自说了一句别的。我透过门缝看了看屋子里面,如南极大陆上肩并肩的冰一样多的人。
有空位?我不敢肯定的问。
没有啊。她肯定的回答,脸上换上了狡黠的笑容。
我轻轻的叹了口气,上扬嘴角。对她,我无可奈何。
晚上送她回家,两个人不紧不慢的骑着车子,稀疏的星乖乖的挂在黑色的夜幕上,月光如水。一路上说着无关痛痒的话。一样的街灯,一根根闪过,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这两个曾经每天每夜路过他们的人,只是,物是人非,花开无声。
很快到了她家附近,我们把车子停住,四周寂静无声,只有矮小的建筑怪兽一样静静伏在地面上,冷眼相看。
回去之后我给你写信,记得回信,恩?我说。我的手握着自行车把,一只脚撑在地上,全身所有的重量都压在这只脚上。眼睛没有看她,而是看着远处,路的尽头,无穷无尽的黑夜,一览无余。
也许。她回答。
转开了的台式风扇,整日整日的让风穿过心脏,吹过之后,什么也留不下。
我在学校里过了我的十九岁的生日,多日以来一直阴霾的天气也在那一天分明的放晴。
收到一个老乡的礼物,一本用漂亮的反光纸包着的《海边的卡夫卡》,村上的文字一如往常的匆忙,忧伤,不可推测。我有两本不同版本的《挪威的森林》,高中时常常在晨读读一段段可爱的文字,似乎完全没有头脑的一些细节的描写。也喜欢在喧嚣的课间,大声的读细致入微的歌词,读无印专辑前的文案,那些漂亮的印刷字体有着让我着迷的不可理喻的魔力,关于品冠,关于光良,关于,青春。
老乡是一个双鱼座的小女生,和我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晚上她发短信过来说真羡慕你。
我被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弄大了头。问她,羡慕什么?
自由,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在意其他。她回过来说。
我无语。灯光和暖,照着闪亮的手机屏。
自由,有时也是一种束缚。当你没有了目标,你就是自由的。
我没把这些话对她说。有些事,要自己经历。
写这些的时候,就好象自己老了。很多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就都些自己老了,在十八九岁花一样的年纪就写自己老了。老了吗?我看看自己身上的牛仔裤,T—shirt,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年轻脸庞,悲伤,喜悦,美丽,丑陋,分明是一出场就青春无敌的样子啊。
可是伴者着我成长的人和事,都老了,老的哪怕迈上一步就能洒落下一地厚厚的尘埃。曾经是翩翩少年的巴蒂,在2002年日本的那个下午,留下了对于一个三十岁男人来说倪足珍贵的眼泪,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别为巴蒂哭泣,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随时随地都在开启。战神,潘帕斯草原上长发飘飘的少年,亚平宁的日日夜夜,紫翡翠的九个年头,蓝条衫的记忆,全都被尘封在了卡塔尔漫无边际的沙漠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