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要转学了。是因为我们要随父母一起“上山下乡”。我永远记得我离开这个城市时的情景，那是寒冬将尽未尽或者说春天将来未来的季节，依然有些冷。而即将告别的学校的名字，我也将会铭记终生：新甘井子小学。 
　　学校离我家有两华里的距离。当时武斗和串联停止不久，刚刚复课。因为担心放假时学校的桌椅遭受损失，所以假期我们每个同学都要搬一件回家，以便开学后搬回来即能正常上课。因为我离家远，就搬了一把椅子。椅子的框架是铁管，这在当时还属于先进设施。虽说三月一日应该是开学的日子，但一切都还没有正规起来，那把椅子就安静地待在我家的居室里，默默地领导着家具潮流。因为要转学了，只好带着椅子去学校开转学证。开介绍信的老师似乎给我们上过课的，是个戴眼镜的女老师，极为文雅，依稀有过几句关切的问候。在刚刚告别了“文攻武卫”的喧嚣、还有些杂乱的校园，在对未来一片迷茫之际，我忽地对这里产生了几分眷恋。当老师把介绍信递给我的时候，我知道，从此这里将不再属于我——我就像那张薄薄的介绍信一样被从这个城市无情地撕了下来，存根上留下了半个红戳——那个存根是我留在这个城市里的一个印记吗？ 
　　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所以前一天就把家具行李装到一辆大卡车上，而我们一家则到火车站住了一宿。小小的周水子火车站挤满了即将告别这个城市的“下放户”，一向冷清的小站顿时成了一个难民营。夜里不断被各种声音吵醒。虽然觉睡得不完整，但充满了新奇和“天明登前程”的期待。在梦境和现实交织中来到了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日。 
　　发车仪式（如果有仪式的话）是在街道办事处的门前，那里有一个不算太小但不太规整的广场，有一年的夏天，我跟着妈妈在这里看了中国动画片的经典之作——《小蝌蚪找妈妈》。当时并不知道电影的名字，只记住了一句台词，当火车出现的时候，一声大喊：“怪物来了！”让我和妈妈津津乐道了很长时间。此时这里也挤满了人，但看到的不是电影不是戏剧，看到的是现实的人生，也见证着这些人命运的转变。上车以前我们每个即将下乡的人都得到了一份纪念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纪念章。纪念章的背面印着“上山下乡纪念”“旅大市革命委员会”和“一九六九年三月”。我们家六个人，便领到了六枚。这是有些隆重的礼遇。我应该感到幸运，我的上山下乡竟有伟大领袖的陪伴和见证。 
　　我家住在市郊，我们居住区的后面是一片农民的庄稼地，夏秋之际一片葱茏，上面飞舞着蝴蝶和蜻蜓，下面则蛰伏着蛐蛐和蚂蚱，可想而知，那里是我童年的乐园。而此时这里是一片空旷，似乎在为我们的离开涂抹着几分凄凉。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尤其是一个男孩子来说，还并没有多少感触。也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许是对于正如火如荼的“文革”心存恐惧而有一种摆脱的轻松。不用说你们也可以想象得出我家的境遇不佳——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我父亲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要离开挨批斗被抄家的生活，不说是高兴也还谈不上悲伤。对我而言，可能更多的是新奇。因为读过几本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作品中洋溢着的温馨浪漫气息对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现在看来，那是文学作品对我的第一次误导。 
　　汽车在渐渐驶离市区，我又一次看见了我家后面的那片尚待耕耘的耕地，一些孩子正在放自制的风筝，那里有我的伙伴。看到这愉快而熟悉的情景，我突然伤感起来：以后我再也不能到这里来玩了。这个念头一闪，我的眼泪竟悄悄地流了出来。这时我才想到，发车时曾有人哭过，当时却并未在意。这是少年的我初次体味到别离的滋味。我的有些忧郁、有些多愁善感的性格的形成是否与此有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以后若干年的乡下生活中，那片平凡的土地以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狭窄的梦中；那些儿时的伙伴常悄悄来到我的梦中与我无言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