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情景在渐渐远离了我。大概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低矮散乱的民居与光秃秃的山野构筑了一片荒凉的景象，与先前读过的小说拉开了残酷的距离。吃过大队准备的午饭，我们被分配到第五生产小队，住在一家农户的厢房。是古老的木板门，上下扇的木格窗，窗上糊着纸，点煤油灯。房顶覆着土，下大一点的雨，不一定什么地方就会漏下雨来，土墙上留有以前的水渍。这就是我的新家。是典型的辽南民居。 
　　转天，我们去学校报到。学校的名字和大队的名字一样，叫东张。我领着弟弟，和与我们家同一天来到这里的宋家兄妹一起把学籍落到这里。我从兜里掏出那张跟我走了几百里路的转学证，交给了学校的领导。校长姓丛。但当时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之所以让我刻骨铭心，是在一次学校大会上，他以极为严厉的口吻，让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走出队列，站到另一边。一阵无声的骚动。那些和我一样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默默走出自己的班级，无助地站在一起，队型拘谨而又散乱。我已没有勇气抬起头来，但我能感受到来自对面同学复杂目光的洗礼。丛校长开始训话。三十几年过去，训话的内容我已无法复述，但他有些阴沉有些骄傲的声音还宛然在耳。我虽然还站在那里，脚下还是那片平凡的土地，身边还是那些庸常的同学，而一个少年的精神在那一刻开始崩塌。校长的嘲弄和同学的目光，像鞭子一样无形地打在我的身上，我的心上。只是别人看不见。我身上光洁如初。但我的人格我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那个事件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覆盖了我的人生，使我至今都没有真正从那里走出来。 
　　其时，我读五年级，弟弟读三年级，宋家哥哥读六年级，妹妹读四年级。姐姐读七年级。我们像是约定好了，带去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成为东张小学的一个坐标。因为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都在学习上成为各自班级的佼佼者。姐姐的作文还因为被当作范文在流传的过程中丢失，而姐姐也宿命般地被留在了乡下，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此乃后话。 
　　学校的建筑与普通的民居毫无二致，是一长排的平顶房，也是土墙土屋顶。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学生坐的竟是长条凳！课桌也是长条状，而且没有挡板，谁的书包之类都一览无余。因为以前读过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这个情景让我自然想到生产队里的会议室。难道我今后就要在这里完成我的学业？而学校操场上的篮球架也颇为新奇：一根有梁柁那么粗的树桩上面钉着一块拼接的木板，木板上面一个没有篮网的篮框。带着几分疑问，带着几分新鲜，我开始了东张小学的学生生活。因为贫困，也因为漫山遍野都是沙漠一样的沙子，这里的学生大都是光脚上学上山。时间一长，我们也就入乡随俗，也不穿鞋了。最初的羞怯渐渐被掩埋被淡忘了。但要真正融入当地人们的生活，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作为城里人，我们是乡下人艳羡的对象；但因为政治，我们又成为他们歧视的对象。作为城里的孩子，学习好是我们的优势；作为农村的孩子，能干活是他们的长处。城里乡下，优势劣势就这样奇妙纠缠在一起，影响着制约着我们的生活。 
　　学校建在一处高地，站在操场上可以看到我们小村的全貌，以及我们平常拾草捡粪的沟沟梁梁。因为受“文革”的影响，农村的学校也不正规，学生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而且农忙时都要去生产队帮工。春天间苗，夏天耪地，秋天收割，冬天“治山治水”。春天的间苗是我下乡之后农活的第一课。亲手把鲜活的禾苗从土里拔出来，在很长时间都使我不解，使我不快。更使我不快的是腰的酸疼和手的痛楚。因为一直要弯着腰，所以干到地头的时候，腰很长时间都直不起来。因为禾苗常常会被揪断，所以就要把手指插进土里把根彻底挖出，这样的手指就成了一截掘土的工具。与工具不同的是，它有血肉和痛感。唯一使我感到快活的是，中间休息的时候，生产队要给每个干活的同学一小把花生仁——是经过选择之后淘汰的不适做种子的等外品。但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六七十年代，那一小把其貌不扬的干瘪花生仁，无疑成为所有人的美味。但那些被淘汰的禾苗就没有这么幸运，它们被随手丢在地上，任风吹日晒，一点点枯萎，直至被人们遗忘。那些走过完整生命历程的庄稼还会承认这些夭亡生命的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