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伤无法强行阻止，伤感也不会无缘而发，就像秋雨中的蝴蝶，沉重并非因为自己的重，而是雨水强加给生命的负荷，让蝴蝶无法不沉重。 
　　我的童年生活在农村，我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所有同学都和我一样来自那片柔软疏松的土地。我天生敏感而好静。 小时候我总是拿着一本小人书一看就是整整一天。母亲说我那时总是白天睡觉，晚上圆睁着一双眼睛糟蹋人，不让人睡觉。 
　　目不识丁的父母不知怎么遗传给了我文学的基因，我总是对各种故事书痴迷不已，并深深地为故事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而感动。相反，我却对数学极为迟钝，小学还能对付，但上了初二以后，那繁琐的代数和几何每每使我无以应对。就这样，数学老师总是对我极为不满。在初三的第一学期，一次他布置了A与B两种作业，当时他检查B，而我只做了A，当他检查到我的时候，我当然拿不出，身高1．8米的他扬起大手狠狠地抽了我一巴掌。一时间我只觉得双耳轰鸣，满目冒火，久久才恢复知觉。 
　　人生的不幸往往就在于一时间的阴差阳错。农村老师的身体惩罚本来就司空见惯，但是数学老师的那一巴掌竟导致了我的右耳内部受伤，听力随之下降。当时年仅16岁的我对此根本就没有细想过，只是在第二天的午自习时，右耳耳鸣不止，之后的两周内听力也出现了问题。在父亲带我去县医院检查的时候我找数学老师请了假，因为他同时也是班主任，愚蠢的我还没有联想到自己的病就是数学老师所为。然而县城小医院的检查设备很落后，医生只是对耳内进行了一番冲洗而已。 
　　一晃初中毕业了。高一时，我的听力已产生很大的障碍，至高二、高三听力直线下降。在此期间，父母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花费达几万元，然而病情毫无起色。直到有一天，自己在猛然之中才想起了初三时数学老师检查作业的那一幕，清楚了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此时，距发病之时已达三年之久，是否去找他，去了还能说清吗？一切的悬疑在自己的脑海里反反复复地映现，在愤懑不平之中，随着时间的拖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就在痛苦不堪中，我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为了圆我的大学梦，我不得不暂时终止治病，否则就意味着父母为我积攒的学费必须全部用来治病，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治好。而另一个原因就是对于文学的梦想与追求。自上初中以来，我阅读了包括四大名著以及《家》、《春》、《秋》等在内的上百本文学作品，并在学校和县里的多次作文比赛中获奖，自己也深得语文老师的器重。我不能放弃大学，因为那将意味着放弃我的文学梦想。 
　　当我进入大学，摆脱了令人厌烦的理科数字而走入文学与梦想的殿堂的时候，我已到了听不清电话的地步。大一，我还能比较正常地听课，大二、大三，则连正常的听课也不能维持，于是，我只能依靠自学。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明白了如果不主动学习，只依靠老师的课堂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是什么都不能完全学好的。然而，最令我苦恼的还不是学习，而是与同学们之间正常的交流。在整个大学期间，我的生活因此显得有些自闭，甚至由于自己听力的缺陷而逃避一些公众场合的活动。我是个热爱文学的人，但是我却只能钻在一本本的书籍中孤寂独行。庆幸的是，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平日断断续续的投稿也时而见于杂志、网络。有时候面对自己的生活，我的心中会产生一种百味交杂的感觉，是痛苦还是安慰，连自己都无法说清。有时候，觉得自己生活得也算充实，因为朋友不断书信交流，同学之间关系也不错。但我知道在有些人眼里自己始终是个“异数”，所以自卑感还是很强烈地和自尊心在头脑里交战，总是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但是我不甘心，我想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学追求中去。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也拥有了一些比较知心的朋友和真切帮助我的老师，他们在给我关爱的同时也给我鼓励。我在内心很感激他们，但同时仍有一种抗拒性的力量在涌动，那就是我对人们的怜悯和同情怀有一种近似敌视的情绪，我感到痛苦，感到自己无能、卑微和渺小。虽然我以我的努力和成绩赢得了老师的信任与赞赏，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与好感，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我却无法与他们等同，在竞争中我往往因听力的缺陷而处于劣势。我虽然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得到和那些优秀者同样的荣誉，但正是我的听力限制了我的正常发挥，甚至让我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我感到命运的不公，感到人生的无奈，同时也深刻感到一些人有意无意间的歧视与嘲讽，我那可怜的自尊总是在暗夜里泣血、哀叹。我带着在现实中伤痕累累的心灵去书籍中寻求安慰，让那些睿智和亲切的话语为自己疗伤。我几乎读遍了贝多芬、凡高、保尔、史铁生这些与己相似的人物的传记和作品，我在那些人物的生命史中寻找一种活着的力量，寻找一份信心和希望，以便让自己在一次次的打击中抬起头来，坚强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