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男的倒没什么，看那女的，或者是刚生完孩子又没得到一天休息的缘故吧，身体看上去非常的虚弱。蓬头垢面，面无血色。我母亲不忍再看。
人群跟着喊了一会儿口号之后，不知是谁在起哄，高声询问主席台上的我外公，问为什么不把这对伤风败俗的狗男女的衣服扒光，让他们当众出丑。我外公或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仁慈吧，他当然听得见人群中某人的起哄，却当做听不见，没有理会。可是那几个人却不肯善罢甘休，起哄了一会见没有反应，不知是谁（或者就是那个女的嫂嫂那些人）高喊了一声把他们的衣服扒了，人群中立即有人冲出来，紧接着一个、两个……全场霎时间就大乱起来。
那时的批斗大会往往都是如此，只要一有人起哄，管你主席台上的人如何反应，往往一窝蜂而上，也不辩对错不管是非黑白，斗了再说。反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谁敢包庇，一样造他的反，管你天皇老子。试想想，连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都可以被当众羞辱，何况这些如草芥般的平民百姓；何况还是真正做出了伤风败俗的所谓“狗男女”呢？
其结果可想而知！
我母亲看着那对台上的男女的衣裤霎间被人们当众扒了个精光。再想想自己与我父亲的事情如果也败露，其后果和下场……自然是不寒而栗，唯有暗暗祈求上苍保佑，千万不要种下孽根。
可是，无论如何，那时的我以及我的同胞弟弟，早已在我父母亲的第一次交合之时，偷偷地在我母亲的体内调皮地着床了。
事情又过去了一个多月了，我母亲的月经还是没有见来，这时的我父母二人已经懂得了这意味着什么了，立时开始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立不安了。我母亲除了埋怨我父亲之外，唯有偷偷的在夜深人静之时以泪洗面，以及如何的掩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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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事情终于被外婆察觉之时，我以及弟弟已经在我母亲的肚子里嘻笑打闹有四个多月了。我外公自然是暴跳如雷，不过也不敢声张，毕竟那时除了我母亲的家里人之外，尚未有别人发现这件事。
其时我母亲才刚刚满十九岁，未到法定的结婚年龄，而且纵然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也绝过不了婚检这一关的。想要以结婚这一招来瞒天过海掩人耳目根本行不通。如果要把孩子打掉——也就是说，把我以及我弟弟从我母亲肚子里提前赶出来。可是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已经有四个多月了，一般的土方法不一定管用，而且也不一定安全。到医院去做人流，以一个未婚女子的身份，加上我外公当时的支部书记位置，以当时的混乱时势，稍有不慎，我外公的乌纱帽非但不保，身败名裂不说，甚至会招来牢狱之灾，或者也象当初他斗过不知多少个犯错的所谓牛鬼蛇神一样，被人斗臭斗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当时的医院医疗设施严重的不齐全，特别是关于妇科人流这样的设施，就更加不用说了，哪里能象如今的各大小医院一般，什么都一应俱全呢！所以我外公他们思前想后，还是觉得行不通。
幸好当时我母亲的二嫂子——也就是说我的二舅妈当时也有四五个月的身孕，我父亲毕竟多读过几年书，也多听过几段收音机里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什么的，鬼点子特多，想出了一个什么“滥竽充数”的点子。我外公及家里人听了，认为也算是下策之中的一个上策了，于是先期做好准备工作，一方面暗中从外地采集民间土方，想方设法把我们这两个小鬼从我母亲肚子里往外赶，提早结束我们的短暂一生。可是，我和我弟弟就是结成了攻守同盟，与我外公对着干，时机不成熟，就是不肯出来。没办法，我外公只能用我父亲的那一招“滥竽充数”了。而且，我母亲是我外公四个子女当中唯一一个女娃，平日里也最是疼爱这个任性、反叛的女儿，也不想有意外发生。如果强行要用那些什么只是听说过的土方法去打胎，万一连大人都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在知青场后面的山里，是属于我母亲生产队的山场，在离村里约有二里地的一个山谷里，生产队办有一个磨菇场，为了防止被人偷摘磨菇以及便于管理，在菇场里建有一间三居室的小泥砖屋，派有几个人专门管理菇场的。而我母亲的大哥哥是生产队长，我外公又是大队的支部书记，要调动社员的分工自然是随心所欲，社员莫有敢说半个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