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一个大早，跟邻村的两个小姐妹一道去镇上坐车。我比姐姐早走一个月，长途车票是我用收了二十天的苦菜籽卖钱换来的，家里除了一包玉米面馍馍和几件姐姐穿下的衣裳之外什么也没有给我。车站很拥挤，候车室里仅有的两排座位被那些健壮如牛的男人们霸占着，我们只好紧挨着彼此的身体，找缝隙探出脑袋看到站的车牌。等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的样子，车子终于来了，开门的声音被熙攘的说话声淹没，下车的和上车的挤在一起，毫无秩序可言，我们几个都有票子，找到位子之后赶紧坐下，把行李抱在怀里，提防着擦身而过的人群，这些都是那些有经验的姑嫂们告诉我的，还有一条最最要紧，就是把钱藏在贴身的衣服里。车子在几声短促而响亮的鸣笛之后缓缓驶离了车站，路上的碎石子把笨重的车身摇晃得厉害，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只用四个圆咕噜撑着，竟还能跑得那样快。行了大半日，窗外滚滚的烟尘开始被一眼望不到头的宽阔水泥马路所替代，此时天已渐渐黑了，车上的人陆续睡去，我环顾四周，真切地体会到人间炼狱这个词的含义。天气又热又闷，可若是开了窗就会引来无数飞虫蛾子，而满车的人大都是出外打工的，各自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打鼾声此起彼伏，最受苦的要数那些半路才上车的人，没有票也没有座位，又怕被关卡查到，只好蜷缩在后排的高座椅底下。一直不敢闭眼，夜色中周遭沟壑纵横的山峦像一只只面目狰狞的兽，让我觉得稍不留神就会被它们吞进肚里。沿途总会有那么一些东西把全车的人惊醒，说不清是收费站还是路卡，用一盏500支光照着，远远望去更像是招魂灯，每每看到，我都会替车上的“黑客”们捏一把冷汗，但多是虚惊一场，大约那些设卡的人也是混口饭吃，收了买路钱就放车子过去了。

　　顶着一天中最热的太阳，我们在次日下午到站。到底是大城市，车站跟我们镇上的没法比，粗略地看就能容下好几千人。唯一相同的是依然很挤，我们仨随着涌动的人流艰难地挪向出口处，那里会有一个叫芬姐的人来接我们。与我想象的大不相同，芬姐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村里的姑嫂，穿一件的确良白衬衫，黑色一步裙只到膝盖，听妈妈说她在一家挺大的餐厅做服务员。见到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样子，她不停的念叨着：“瞧瞧你们那样儿，以前没见过世面现在就得多学着点儿，头发像我这样盘起来，看到没有？工作的时候勤快些，这里有的是赚钱的机会。”我跟在她身后不住地点头。

　　住的地方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后来才知道我们的第一份工作是替一栋新盖的大楼打扫卫生，虽然累点，但给的工钱数目还是相当不错的，30块一天，一共做10天。从家里出来之前，我就下定决心，要帮姐姐攒够学费，所以干得特别卖力。10天后，芬姐来找我，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叫我去她工作的餐厅做服务员，600块钱一个月，还包吃住。临走的时候，我看到和我一道出来的两个姐妹也在忙着收拾东西，知道她们不得不自谋他就，心里不禁一阵酸楚，从她们的眼光中我分明看出了嫉妒的神色。

　　餐厅的名字叫蜀香园，一听就知道是吃川菜的馆子，除了大菜师傅和门口的保安，其余全是清一色的娘子军，服装是统一的大红色，镶葱绿滚边，看上去活脱脱一只朝天椒。系上一条半身的白色小围裙，我算正式上工了。营业前要把三层楼的地板拖上至少两遍，生意好的时候，光是收盘子和换台布都忙得脱不开手。一周下来，我这个平时在家干惯家务的人都累得腰酸腿痛，顶受不了的是脚上的一双黑色高跟鞋，长时间的站立让我脚底那些走山路磨出的老茧疼得揪心，但转念想想报酬，我认了。

　　员工宿舍离餐厅不远，6个人一间，上下铺，我被安排在下面靠窗的一张床位，干净的白被单是我喜欢的颜色。睡我上铺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川妹子，在店里工作一年多了，一副画眉一样婉转动听的嗓子，总是在我耳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叫胡可儿，过了年就20了，你咧？”“方尔雅，今年17岁。”我浅笑着回答，一面收拾着工作服，把它们叠得整整齐齐。“真当好听的名字啥！你妈给起的？”“不是，我自己起的。”“了不得啦！你初中毕业的吧？别告诉我还上过高中！”我的笑容一下子僵在脸上，“不早了，都忙了一天，一会儿就熄灯了，快睡吧。”可能听出我语气中的敷衍，她又哼哼了两声，幸好房顶的日光灯被很及时地拉了闸，我摸黑爬上床，看着窗外微微的光亮，数着日子，再过一星期，姐姐就要来了。